我是攝影機，亦是腳架

曾吉賢教授，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畢業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藝術碩士。現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副教授兼所長、音像藝術媒體中心主任、音像資料保存及展示中心主任，同時為紀錄片導演。
曾老師在影像領域深耕多年，拍攝周遭生命故事，亦引導民眾拿起攝影機記錄社區影像。長年奔波於民間搶救臺灣重要歷史影像，於全臺各處舉辦搶救錄影帶工作坊，是臺灣影像修復保存與社區影像培力的重要人物。

寂寞中堅持，影像的微光不滅

「少數中的少數」、「邊緣」、「電影工業中的弱勢」。談起紀錄片，曾老師略帶無奈地敘述產業現況。紀錄片的受眾小，又無法商品化，因此很難推向院線電影院。政府不夠重視文化資產，投入的資源有限，全臺也僅有南藝大有紀錄所，曾老師說紀錄片導演們拍片時都會感到很寂寞。
除了紀錄片的不受重視外，過去用來記錄影像的膠卷和錄影帶也在進入數位時代後逐漸損壞、被丟棄，但影像紀錄是很重要的保存工具，同時也是寶貴的文化資產。即使拍下的當下不夠亮眼，可是隨著時間流逝，世事變遷，總有一天能展現紀錄的重要性，這也是曾教授數十年投入影像紀錄的信念。

看見社會邊緣，投射自我價值

「紀錄片可以改變社會。」曾教授因這句話而踏入紀錄片領域，經過多年實踐後他認為，拍紀錄片是記錄深刻的內容、是去表現影像的美感、也是用個人的觀點敘事。比起作品的關注度，曾教授更在意的是作品帶來的意義，拍片的目的不是得獎，而是「你的紀錄片在社會投射了什麼價值？」

紀錄片讓「邊緣」被看見。曾教授以他正式獨立拍攝的第一部作品《人間立法柯媽媽》為例，跟拍了僅有小學畢業的家庭主婦柯蔡玉瓊女士，兒子遭違規大卡車追撞而身亡，卻得不到相應保障，繼而抗議，並推動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》的紀錄片。
拍攝柯媽媽的故事讓曾教授發現社會中被遺忘的小人物，雖然記錄過程中往往是孤獨的，但他看到一位母親如何在七年間一邊查字典識字一邊推動法案，最終成功立法保障行車意外中的受害者，曾教授覺得能以鏡頭記錄這場艱辛卻意義重大的抗爭，讓那些還受到壓迫的人被看見，提醒社會關注被忽略遺忘的一隅，就是他拍攝紀錄片的理念。


紀錄片就像微光，即使並不亮眼、未被注意，但它記錄著「消失與改變」，時間越長越能展現重要性，假若日後有學者想研究台灣製糖產業的興衰，就能以曾教授2002年的作品《沒有糖廠的副廠長》作為參考文本，看到運作近百年的新營糖廠關廠倒閉的過程，透過影像紀錄看到無法回溯的歷史，這樣一部紀錄片的價值遠比娛樂價值高，是曾教授所堅信的「微光理論」。

看見別人之前，先看見自己

拍攝紀錄片除了要面臨大環境的挑戰，也需要面對許多與「自己」有關的課題。
創作者在尋找拍攝對象與故事時，經常會基於兩個考量：一個是現階段有熱度的議題，另一個就是與自身有關聯的故事。不論是出於哪個動機，回到自身去尋找題目是關鍵。

老師有位出生軍人家庭的學生，記錄了眷村一位軍人老伯伯數十年來自己出錢辦升旗典禮，堅持自己的文化認同，卻意外在某次摔下升旗台而過世，而後社區居民接手他的工作，傳承了眷村的生命力。
這個令人遺憾的故事之所以能被記錄下來並藉此提醒社會關注榮民，是源於也有相似軍人背景的紀錄者，因此回看自己很重要，在探索對方的故事前，拍攝者也要願意先放下外裝，看見內在真實的自己，同時謹記拍攝倫理，避免為了追求驚駭的作品而過度揭露他人隱私，在攝影機向外暴露別人的故事前，先學習暴露自己。